从昆栋楼西行百步，上台阶，再搭蒙民伟楼的电梯至顶，出来就是新亚校园。一个小小的有点古希腊剧院效果的阶梯广场，舞台的位置有半圈水泥围栏，上有“新亚书院”四字，阶梯后面亦有水泥围墙，挂着不锈钢铭牌，上镌历年毕业生名字。总体上看，是简朴甚至寒酸的，比不得大陆目前豪华高校的“花岗岩式”气派。但是，这铭牌上密密麻麻名字中的第一个，乃是“余英时”。是了，大学非大楼之谓也，大学乃大师之谓也，大学乃培养大师之谓也。

余英时在1950年春从燕京大学历史系转学至新亚书院，成为大儒钱穆的学生。此前，1949年，五十五岁的钱穆移居香港，见街头满是流离失所的新移民，在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心绪下，他与唐君毅、张丕介共创“亚洲文商专科学校”，租用九龙伟晴街一家中学教室作校址，收留涌入香港的“流亡学生”。半年之后，学校迁至九龙深水埗桂林街一所小楼的三、四层共六个单元内，取名“新亚书院”。“新亚”者，新亚洲之义，“书院”者，“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不以牟利为原则，“纯粹为教育事业而创校”。

书院隐于闹市，下面是纺织厂，对面是佛堂，后面有饭店，旁边有舞厅，市声歌声机器声，声声入耳。书院屹立于乱世，很多学生来新亚时两手空空，只有一副骨瘦如柴的身躯和一颗勉力向学之心。钱穆在《新亚遗铎》一书中写到当时状况：“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出学费”。为了“养”起整个学校，教师给报纸写稿赚稿费、到其他学校讲学授课，余英时这样的好学生，亦要帮着老师写稿赚钱——“著书都为稻粱谋”。每到深夜，大家在教室里打地铺，甚至骑楼下、天台上、走廊中都是露宿的学生，钱穆等人在外讲课回来，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小心寻找可以落脚的空隙。但是，新亚“开门办学”，“教授上课，从未过问计较，谁是学生？谁是外人？谁是缴学费的？谁是揩油的？只要对该科有兴趣，不管念哪一系，你都可以坐在教室听课”。儒家的教育理念，就这样在四间破教室里薪火相传。

越是在艰难时世里，那些负重前行、弦歌不辍的人们越值得景仰。这是钱穆撰写的《新亚校歌》：

山岩岩　海深深

地博厚　天高明

人之尊　心之灵

广大出胸襟　

悠久见生成

珍重　珍重　这是我新亚精神

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

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

十万万神明子孙

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

珍重　珍重　这是我新亚精神

手空空　无一物

路遥遥　无止境

乱离中　流浪里　

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　

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　

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珍重　珍重　这是我新亚精神

在小广场上我低回不已，自问在我们现今泥洋不化的教育体制里，钱穆这样中学未毕业、小学教师出身的“资历”，还可能成为名校教授吗？同时，在我们现今独善其身的教育体制里，钱穆从小浸淫于中的“教学相长”、“结队前行”的传统，还有可能吗？

一，周君有一篇文章叫《韩寒就是当代的鲁迅》，后来结集时改为《韩寒就是愤青的天敌》。这个名字还是改为好，至少前面那个题目连韩寒自己就不同意（这是作者告诉我的）。我读韩寒不多，网上的几篇文章吧，但无法把他和鲁迅的形象勾连起来。不知周君注意到没有，如果韩寒是反愤的，鲁迅其实倒是他那个时代的愤青（不，愤老）。我以为周君自己的价值取向是偏重自由主义那些基本理念的，而且从这篇写韩寒的文章看，韩寒就其思想倾向而言，也自认为偏于右派；那么，通常被称为右派所具有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认同，可以说，在鲁迅身上基本没有。原因很简单，鲁迅自己就一再表示他对自由主义不感兴趣，甚至反对。又如，战斗性是鲁迅的根本特征，但韩寒是一个刺猬一般全身张开的战斗者吗。和这种战斗性相关，鲁迅一生秉持不宽容，我不知道韩寒是否也是这样的不宽容者，或在理念上认同。如果这些都不是的话，以鲁迅定位韩寒，是否合适，作者不妨再思。

在我看来，周君以鲁迅比韩寒，这倒未必是他不知韩寒，而是我有些好奇，作者（包括他这一代人）对鲁迅有多少了解。我的疑问来自这里，周君在文章中梳理韩寒的思想资源时说：“我在前面引述了韩寒的思想和鲁迅、胡适、陈独秀的契合之处……”。通常意义上，把陈、胡、鲁三人并列固无问题，五四新文化时他们是同道。但，如果在泛泛之外而有所深入的话，他们之间尤其是胡鲁之间的差别，那可是根本性的差别。且不说他们之间的制度诉求就根本不一，即以刚才提到的宽容，一个声称“一个也不宽恕”，一个推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百八十度的相反，可以一言以蔽之地并置吗。宽容和不宽容的距离，庶几就是胡鲁之间的距离，拿捏不到一起去。韩寒在其价值取向上究竟借重于谁，我不清楚。但我可以清楚地表示，在公共领域中，上述三人无以简单并列：他们后来在各自的道路上乃“渐行渐远渐无穷”；毕竟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在那个时代发展的两条道路，方向和性质都相反。

二，廖君首先是在电话中认识的，我在看他的文字前就在电话中领教了他对愤青的看法。记得那天午后的一通电话，我在这边一边静听一边点头；不过现在我要说的倒是我不点头的那部分。比如这个题目《愤青跟“五四”青年不能等同》，我就持相反看法。五四青年是二十世纪愤青的第一代，也是今天愤青的一个源头。至于廖君把愤青的祖宗说成是义和团，恐怕不合适。义和团多为不识字的愚民，愤青至少是本、专科，当然还有硕。愤青就和当年知青一样，是要有些知识的，否则还愤不起来。问题是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到底是什么呢，这就要看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了。毕竟愤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某种教育的产物，所谓吃什么奶长什么肉。如果要知道初中以上一直到本科的文科教育到底是什么状况，愤青便是一个可以用来切片的标本。

这个标本的源头是五四，小而言之，是五四那天火烧赵家楼的那些人。他们当然是爱国的，爱国当然是要有行动的。可怜今天的愤青远没有那个时代的自由，五四青年面对的是一个由文人主政的弱政府；否则我相信今天愤青的表现不会亚于那些人。廖君如不认同，我可以给各位勾勒一下赵家楼中五四青年的风采。……翻墙进入，大门撞开，冲进房内，见东西就砸。还拆了曹家女儿房中的铁床作凶器，先是把墙上的牌匾一扫而下，然后就是打砸各种装饰品和古玩。姨太太房间的香水一锤一锤敲碎，满屋子都是香水味。曹父房间的燕窝银耳之类也一瓶瓶打破在地，还用脚去踏。一个学生从床上扯过红绸被，撕了一条，举过头顶摇曳：“胜利了，胜利了。”胜利过后就砸汽车，砸了汽车就用汽油各处乱浇，于是有人点火。火中逃出了躲在锅炉房中的章宗祥，学生们一拥而上，用刚才拆下的铁床围住乱打，一个学生用铁器一下打在章的后脑勺上，夺路而逃的章闷声倒下……。这样的勾勒不是我虚构，而是来自现场的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北大学生罗家伦，一个是躲在小厢房里的曹汝霖。我不知道这样的青年如果不是愤青，又是什么。他们只讲爱国的正义感，却不在乎采用任何手段。从法治的角度看，五四所在的时代是20世纪中国最不坏的时代，请问廖君，你说这现场是爱国还是刑事？

近两年，我在做鲁迅和所谓五四新文化（这两者是一个精神谱系），看了二位的反愤话题有涉于此，便在这里刍荛两句。或许我的判断也有偏差，尤其是从主流的角度看。好在二位才隽自有分辨能力，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文   金煜

历史上，很多科学家都有着古怪的性格，科学家中的数学家，更是有多个人以古怪著称，而“古怪数学家”的典型代表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佩雷尔曼了。一谈到佩雷尔曼，除了提到他破解了大名鼎鼎的庞加莱猜想，拒绝领取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 奖之外，话题的核心就是他与众不同的性格。最近，一本新出的传记《一个天才和世纪数学突破的故事》将这位有着古怪性格的伟大数学家的隐秘生活摆到人们面前。

1 抛弃名利，拒“菲尔兹”和百万大奖

1904年，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做出了一个猜想，用三体空间来帮助理解宇宙的形状。这个猜想是拓朴学发展的关键。2000年，美国一家私人研究机构克莱数学研究所（Clay Mathematics Institute）宣布，为世界七大数学难题悬赏700万大奖。任何人只要解开其中任何一个难题，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庞加莱猜想”就是这七大难题之一，其他一些难题包括计算机理论界的第一号难题“P Vs. NP”、以杨振宁命名的“杨-米尔斯理论”以及数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猜想“黎曼假设”等。为了这七大难题，无数科学家费尽一生周折或几十年的光阴，最终选择放弃。人们甚至怀疑，这家研究所送不出哪怕是一分钱。

最终，“七大难题攻不破”的咒语被打破了。2002年，一个名叫格利高里·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的俄罗斯数学家破解了“庞加莱猜想”。

在发表在预印本文献库arXiv.org上的一系列文章中，佩雷尔曼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扫除了证明“庞加莱猜想”的最终障碍。他的证明完全行得通，全球数学界震惊了。与此同时，小道消息也在不大的数学圈中传开：这个数学家似乎天生对名声就没有兴趣，只是简单地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研究，并不打算正式发表自己的论文。他继续隐居在他圣彼得堡的公寓中，偶尔接受媒体的采访，但几乎不和外界接触。

2006年，中国数学家宣布另行解开了庞加莱猜想。不过，一些学者认为他们的结论事实上引用了佩雷尔曼的成果。此事一度引发巨大争议。不过，佩雷尔曼本人并没有对此发言，他显得更封闭了。

当年，《科学》杂志以“本年度科学最大突破”之名承认，佩雷尔曼破解了庞加莱猜想，这算是数学界首次承认了他的成就。紧接着，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被授予佩雷尔曼，这是国际数学联盟对他的正式肯定。然而，他的举动再次惊动世人———他竟然拒绝领取了这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理由很简单，“这个奖和我没有关系。如果证据是正确的，每个人都能理解它，那么也不需要什么肯定。”

佩雷尔曼同样也拒绝了克莱数学研究所的百万美元奖赏，如果要领取这个奖，他必须将论文发表在相关权威数学期刊上。他始终没有这么做。更令人惊讶的是，不久之后，佩雷尔曼就辞去了他在司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职位，他在辞职信中这么写着： “我对数学厌倦了，我想做不同的事情。”

2 成长过程，“孤僻的数学天才”

有人认为，佩雷尔曼个性孤僻，向来不善与人打交道，“隐居”生活并不奇怪；有人认为，佩雷尔曼和研究所发生了矛盾，当他破解了庞加莱猜想后，他的同事们却有意忽视了这个事实；还有人认为，尽管佩雷尔曼破解了世界难题，但他并没有领取 “菲尔兹”奖，是因为他极度贫困到拿不出旅费来。而关于佩雷尔曼最新传记中，专注于后苏联时期知识分子的俄罗斯记者格森（Masha Gessen）认为，佩雷尔曼的确从小就是一个安静、孤僻但超级聪明的数学天才，但真正让他与世界自我隔离起来的，还是因为他对完美的极度追求。

1966年，佩雷尔曼出生在列宁格勒市（现圣彼得堡）一个普通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电机工程师，也是佩雷尔曼成长过程中重要的角色。他很喜欢用各种逻辑和数学的难题来挑战儿子的智慧。他给了儿子很多书，教会他下象棋，佩雷尔曼的母亲是名数学老师，他的姐姐后来也成为数学家。不过，只有佩雷尔曼从小就展示了惊人的数学才华。14岁时，佩雷尔曼已经成为圣彼得堡数学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圣彼得堡天才少年数学中心的主任瑞斯金（Serygey Rukshin）开始亲自指导佩雷尔曼的学习。两年后，佩雷尔曼以一个完美的满分获得了当年国际数学奥林比克竞赛的金奖。

佩雷尔曼虽然孤僻，但很友善，无论对朋友还是同学，他都很友好。他自己在数学以外也有兴趣，比如他会听歌剧，会算计着生活的开支。

16岁时，佩雷尔曼就进入了列宁格勒州立大学学习，很快就被安排到高级几何班中上 学。他的表现完全折服了他的老师布莱格（Yuri Burago）：“佩雷尔曼的回答总是正确的，他总是很仔细，很仔细地检查。他并不快，对他来说，速度根本没有关系。数学并非关于速度，是关于深度。”他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说。在休息的时候，佩雷尔曼会玩乒乓球，玩他妈妈教他的小提琴。一旦碰到了一个难题，小佩雷尔曼就会在自己的桌上反复地打一个乒乓球，使劲地搔自己的下巴，低声呻吟直到解开这个问题。

3 美国访学，采蘑菇的数学家

佩雷尔曼上大学的时候就不修边幅，指甲长到了弯曲的程度。他只想在一个知名的国家数学所中无拘无束地研究数学，他的梦想实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佩雷尔曼以一篇“欧式几何”的论文结束了列宁格勒州立大学的博士项目研究。后来，他进入司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上升为一名闪耀的数学明星。

1992年，他受邀到美国的纽约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在美国，佩雷尔曼依然以古怪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出名。他每天都穿同样的一件灯芯绒棕色夹克衫，只吃俄罗斯黑面包、奶酪和发酵奶，指甲长到了几英寸长。“他就像怪僧拉斯普丁，长发飘飘，指甲巨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学家格林（Robert Greene）形容道。尽管佩雷尔曼很少与人打交道，美国同事们依然喜欢他。佩雷尔曼还将一个俄罗斯的爱好带到了美国：他会骑车到森林中去采蘑菇。

佩雷尔曼在美国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进行每周一次的讲座。

同时，佩雷尔曼也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数学家，比如瑟斯敦（William Thurston）和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他们对佩雷尔曼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后，佩雷尔曼得到了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奖学金，在一次演讲中，他第一次透露了准备攻破庞加莱猜想的想法。佩雷尔曼在伯克利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并参加了1994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很多美国和以色列的大学都看中了这位年轻的当红数学家。然而，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佩雷尔曼拒绝给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职位递交简历，说如果大学熟悉他的工作的话，就不会需要简历。同样的，他也拒绝了欧洲的一些科研机构。

1995年，佩雷尔曼离开了美国，回到圣彼得堡。他告诉朋友，自己在美国赚的钱足够他下半生的生活了。他迁回到母亲的公寓中和母亲同住，并一直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此后的几年中，他就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封闭在这个公寓中，他几乎很少和同事联系，也没有和世界上其他数学家沟通。尽管他还能从互联网中获取一些数学界的最新消息，但是他已经完完全全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直到2002年突然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才最终完成了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

在俄罗斯，佩雷尔曼的名声已经超越了他的数学成就，他成为很多流言、笑话和漫画中的角色，但是在数学界，他依然是最令人尊敬的数学家之一。如同《纽约时报》评价的，他破解了庞加莱，“是数学发展，也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延伸阅读：

●庞加莱猜想

法国数学家庞加莱1904年提出一个猜想，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假如每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圆球。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没有破洞的封闭三维物体，都拓扑等价于三维的球面。

●菲尔兹奖

这是一个在国际数学联盟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的奖项。每四年颁奖一次，每次最多四人得奖。得奖者在该年元旦前需不满四十岁。它是据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要求设立的。菲尔兹奖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arXiv

由物理学家保罗·金斯巴格在1991年建立的网站，本意在收集物理学的论文预印本，随后括及天文、数学等其他领域。现今的数学家及科学家习惯将其论文先上传至arXiv.org ，再提交予专业的学术期刊。

●怪僧拉斯普丁

俄国尼古拉二世时的神秘主义者，擅长催眠术。因为对皇储阿列克谢的治疗工作而获得信任，可以自由出入宫廷。拉斯普丁掌握着对皇后的巨大影响力，甚至官员的任命都要先获得他的同意。1916年，他被政敌暗杀。

本文已发表于《新京报·新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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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与ct君合作）

十年前，陈平原先生在《即将消逝的风景》一文中，满怀深情地谈起他负笈燕园时从王瑶、吴组缃、季镇淮、林庚诸位“夫子”游的感受，并且感慨此后“北大校园里这道特殊的风景，有可能永远消逝。”十年后，老先生们相继谢世，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学子，已无缘得见他们的风采，只能通过老师们的讲述和文章，去追摹和怀想那个年代那样一道令人不胜向往的“风景”。于是便萌生了编选这本书的想法。

收入这本书的，基本上是当代中青年学者写他们的老师——主要是在民国时期受教育的老先生们——的文章，有回忆和纪念性的文字，也有评传式的素描，其中许多已经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是当我们把它们编选在一起时，仍然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特殊环境中，两代年龄悬隔的学人得以相遇，一度几乎中绝的学术传统得以薪火相传。学术的传承在这里超越了学术史自身的意义，而与一种庄严而紧迫的使命感紧密相连。同时，那些老先生们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格与学养的光辉，那久违了的气质与性情，也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他们年轻的弟子们。专业的学术史著述往往不会道及这些，只有这些饱含诚挚之情的文章为此留下了生动的记录和见证。它们不仅为当代学术史勾勒出意味深长的一幅侧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学术传承中所包含的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并不想编成一本怀旧的书，因为我们深知那样的时代和际遇乃是不可复制的。但今天的我们仍可从中汲取力量和滋养，或某种反思当下的资源。如果说这本书的编选有什么意义的话，也许就在于此吧。

在编选过程中，考虑到篇幅的限制，范围主要以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为主，文章则希望能够兼顾学识、文采和情感。好在对象本身足够精彩，符合条件的文章不少，编选起来不算困难。在体例上，我们按照学科背景大体上分为六辑，每一辑中按传主生年排序。此外，我们还选入了一部分海外学者的文章，内容则主要是回忆描写1949年以后自大陆播迁至海外从事文化学术之传承事业的前辈学者。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但大陆、海外赓续的都是民国时期的学术传统，这种赓续同样被赋予某种超越纯粹学术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精神或有相通之处，所以就收入了这几篇文章，作为本书的最后一辑。

选目确定后，我们便试图联系作者，征求授权。令我们非常感动的是，绝大多数作者都慨然授予版权，允许两位藉藉无名的年轻人将他们的文章收入书中，许多作者还在信中对我们给予鼓励，充分肯定编选本书的意义。这些作者都是知名的学者，是我们的老师一辈，他们的谦和与热诚，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笔下的老先生的风范，这也是一种传承吧。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商伟先生和刘浦江先生特意给我们寄来了未经删节的原稿，陈嘉映先生则提供了他未曾发表的关于熊伟先生的回忆文字，作为正文的补充，这些都是让我们非常感激的。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年逾古稀的余英时先生专门打电话过来，表示同意我们使用他的文章，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以鼓励，这是我们永远铭感于心和难以忘怀的。

尽管如此，仍有个别作者通过各种途径仍未取得联系，我们希望这些作者在收到书后能够和我们联系。如果本书收入您的文章违背了您的意愿的话，我们愿在此对您表示歉意。

本书从最初构思到最后成书，都得到了我们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业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的支持和鼓励，陈先生并且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序言，对此我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秀芹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编辑丁超先生细致认真的工作，使得本书最终得以面世，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感谢的。此外，在联系作者、复印相关资料和图片方面，还有许多朋友给予了热心的帮助，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姓名，在此也一并致以谢忱。

去年初夏，应Y老师的邀请，去台湾访问。从台北一路南下到高雄，一般观光客要做的“功课”，一件不落都做了。不过最有感慨的不是山水风光、市井人情、文化遗珍，而是大家的推杯换盏和闲坐聊天。要聊得深了才知道，我们是如此熟悉，却又是如此小心翼翼。

一个座谈会上，谈到彼此对彼此的妖魔化。我说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剧，国军败退的兵痞，散着风纪扣、倒拖着枪、进了村、抢老百姓的鸡、大啃鸡腿，猥琐可鄙。对方哈哈笑了，说我们也一样，只不过这可鄙的偷鸡的主人公，是你们“共匪”啊。我说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口号一直是“解放台湾”，他们顿足说差不多，我们的是“光复大陆”。我说我们“抓特务”抓了很多年的，他们说我们“抓匪谍”也抓了许久的。我说你们那个宣传画是不是有问题啊，看照片上孙中山旁边好几个卫士，怎么到了油画上只剩下蒋介石一个人。对方说，你们不是也一样？那个“开国大典”的油画，又涂又改的，怎能算照录史实？说到热闹处大家连干了几杯金门高粱，到底是同胞，宣传思路一致到这个程度，不知该喜该忧。

还有一次，席上有昔日高官某某部长，谈及上世纪40年代亲身参加东北战局，说到四平战况，满座洗耳恭听。老人沉湎往事说了许久，回过神儿来问我们大陆来的客人：你们的父执辈有参与那场战役的么？我斗胆说，我的大舅舅，当年高中没有毕业就当了学生兵，跟着林彪打仗的，我听他说过四平是场硬仗。老人很有兴趣的问，那他有没有说起过长春围城呢？我当然知道他言下之意，我也看过那本《雪白血红》，但是不好说啊……老人家深深看了我一眼，隔着人给我布菜，吃菜吃菜。下一个话题云淡风轻，满座释然。

几次三番路经圆山饭店，知道那附近有“太原五百完人冢”，说是阎锡山部下在解放军攻入太原之前集体自杀，国民党政府修此“招魂冢”旌表他们杀身成仁的精神，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里也以此故事培养仇共情绪，当然大陆方面认为该故事“纯属神话”。“你们该不会想去看吧？”——台湾方面的接待者显得既小心又体恤，其实我们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可是人家这么紧张，也就作罢。有关抗日战争的事情，离“共识”不太远了， 可是有关国内战争的事情，沟壑依然。

这次来香港，同一个项目里有四位来自台湾的教授，我们一直问陈水扁啊马英九啊，问得他们有点烦了，说你们为什么对台湾政治这么感兴趣呢？是啊，我们扪心自问，为什么呢？又有人说到《海角七号》，从大陆来的同声说那是很好看的电影，就有一个台湾学者淡淡回应，那是因为有一部分你们不懂。我们隐约知道是哪一部分，住口收声。“台湾人”内部的分野和理由，的确懵懵懂懂。又交流关于《大江大海》的心得，禁书总是令人兴奋的，一个台湾教授直言：真是搞不懂，龙应台这么写，是帮你们GCD说话啊，怎么还会被禁呢？

我被激起好奇心，夜读了这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此书写的用力，用上了近年来“两岸五地”（大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的新鲜史料和研究成果，又有口述史方式的访谈，翔实丰厚。此书写的煽情，五千流亡学生与一本《古文观止》的故事，战俘营里一个军乐队的故事，威武不能屈的卓领事的故事，父亲槐生与《四郎探母》的故事，像一个又一个催泪弹，从开头炸到结尾。此书也写的血腥，肝脑涂地、死伤枕藉、尸填沟壑、哀鸿遍野，这些文雅的四字成语要用多少血浆和细节，才能形象地展示出战争的惨绝人寰，让你在深夜里毛骨悚然？而龙应台她做到了。

我必得承认，龙应台这个低视角，也就是黎民、苍生、草根、老百姓、普罗大众的视角，比《建国大业》里那种英才辈出、群贤毕至的表现方式好上太多。个人的命运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绞拧成丝，再被战争机器织入时代的经纬，历史的这一段，1949，它染了太多的血，浸了太多的泪，还一再被涂改，以至于我们很难从这些乱麻和死结中剥离还原出道德追求和政治立场来。龙应台善于表现的，正是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无能为力，还有个人对生命与生活的坚忍不拔，前者可泣，后者可歌。

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想，如果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当然可以，同情、怜悯与理解，可以超越国家的界线、民族的界线、阶级的界线、党派的界线、阵营的界线、海峡的界线。但我不免又想，事实总是，受害的是“兄弟姐妹”，施暴的也是“兄弟姐妹”，受害者与施暴者集于一身的，还是“兄弟姐妹”。失败者、失势者、失踪者，他们不是笼统地被“时代”所践踏、污辱、伤害，而是被“时代”中的其他人、其他事、其他的势力和权力践踏、污辱、伤害。更为可怖的是，等到下一个“时代”的大波澜汹涌而来，有些兄弟姐妹们还是会剑拔弩张、反目成仇、互相践踏、互相污辱、互相伤害。每念及此，痛心疾首。

期盼那样一种文化，讲慈悲，也讲是非，更讲责任。每一个名字都被铭刻，每一场浩劫都被反思，有的人必须忏悔，有的人必须赎罪。我不反对从龙应台这里开始，但我不希望只到此处结束。看此书，有一个句子反复出现：“一直哭一直哭”。我想，仅仅流泪是不够的，感动与回避不是长久之计，正视与沟通才是出路。

只有极少数人希望永垂不朽，绝大部分黎民但求现世安稳，因此，为了不再颠沛流离，那些可能成为“万骨枯”的小人物们，不论你在海峡的哪一侧，要警醒。

上图：1949年5月，逃难者挤在一艘将驶向宁波的美国海军货船。

朗诵会从下午两点零六分开始，这是最先读书的十个，第7个美女读了一长串他妈的，圆润通顺，非常好听。这里面有几位坚持到了晚上九点十六分。

上排中和下排右两位女白领，展开了英文PK，分别读的是第17段和第18段，各自一个完整的章节。上排右正在读我要当个守望者那段华彩。中排左边这对中产阶级夫妇最有范儿，两人坐下，喝咖啡，男人开读，女子静静观看，读完，就撤了，这位男士大概和我年纪差不多了。下排左边这位男士，肯定是当晚最出色的朗诵者，他读的是完整的第24段，完全是广播电台小说连播的水平。

中中和下中，是两个京片子，那一口北京话说得！完全让人感觉塞林格是个北京作家。

有些人打电话来要远途朗诵，有些人传来录音可惜传错了邮箱，非常感谢非常抱歉。

God, i wish you could've been there.

我最近在看李银河先生写的《后村的女人们》，有关农村女性生活方式的样本调查。在看书的过程中，我几次情不自禁的翻到版权页和序言上去看出品年代——这实在是太不像现在的调查结果了，仿佛是几十年前的事儿，那些观念远远的落后于城市，自由恋爱都貌似是种奢望，更别提那些婚前性、婚后和谐，那简直是神话啊。

大城市里现在当然已经够开放的了。婚前同居已经不再是伤风败俗，而变成高成本生活下一种节约成本的方式，两个人住在一起，可以省出一份房租来，或者干脆就合伙买房子，就那么住着，直到某日避孕失败再顺理成章的奉子成婚，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报以祝福的心态看他们从此步入人生正规。至于恋爱、失恋、再恋爱，也不算什么大事；还有异地恋、网恋、419、办公室恋情……老实讲，都属于个人爱好，在这种时代也翻不出什么浪花儿来，因为男女关系身败名裂的事越来越少见了，连那些被“人肉搜索”过的，最后还不是也照旧过着自己的日子。

我说这些的原因是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个老年人了，在男女关系的观念上越来越保守。因此对于周边小朋友们的八卦经常瞠目结舌——实在是太猛了！可是每个人也都有过荷尔蒙旺盛的青春时代，就算时代有差异，我们翻看历史或近代传记的时候照样可以看见猛人猛事，想想在自己的青春期里也泼洒过不少狗血，可如今随着年纪增长，慢慢也开始保守起来。我想原因不外如此：一，你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发现其实不必把自己搞得那么丰富多彩并且狼狈才算不浪费生命，主流和传统的价值观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差不多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在某方面天赋异禀，体能比别人好，爱情一定比别人来得传奇；三，很多让生活过得好起来的基本原则和时代无关，就算当下社会再怎么道德指数低下，但你已经清楚自己要什么就足够了。

可是这真的是个无比开放的时代。你已经有了阅历，可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还在摸爬滚打中，难免干出几件超猛的事，脚踏两只船算什么，我听说过同时劈十二条腿的呢；还有在夜店认识了男人就搬去人家同住并且要死要活的；在马路上捡个老外回家睡觉的；以及以无比受虐的心态一次一次一次纵容男人的出轨并且和第三者和平共处甚至成为好朋友的。每次听那些二十岁出头的小朋友们倾诉情感问题的时候，我无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原来他们都玩到这种境界了！

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中外性观念的区别，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人性观念开放，但性行为并不是。而咱们当下这种情况，就是性观念依然保守，但性行为非常开放。是的，一方面依然希望娶一个处女回家，一方面执着的流连在交友网站寻找猎物的男人并不少见。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每次听那些年轻的猛人讲故事的时候，我也只能微弱的劝告一下：别管怎么玩，千万记得不要拍照啊……

来自华东师大文学研究所、应用语文研究所、哲学系、上海语文学会的专家学者二十馀人热烈讨论最近的语文弃考事件，以及两年前潘文国教授的专著《危机下的中文》。《咬文嚼字》、《文汇报》、《新民晚报》、《社会科学报》以及其他出版社的记者编辑也参加了讨论会。

想起了马克思 韦伯曾经将人文观念形成的世界图景，喻而为铁道上的转轨器。“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轨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人们希望‘自何处’被拯救出来，希望被解救到‘何处去’，在及----让我们也别忘了----‘要如何’才能被拯救。”

先师元化先生病重时最忧思的事情是人文素质的下降。他晚年最萦心的问题是人文精神的命运。令人欣慰的是有这么多人关心他身后的这个问题。前天立春，大地的气息温暖而沉厚。

——沈胜衣《书房花木》读后
 

云也退

对于时岁的更嬗，我一直觉得无可大惊小怪，即如歌之咏之，也带些想不开的矫情。那日，一位足足小我半轮的广义女友看见大学音乐社的几个学生，用有些造作的肢体语言和略微走调的和声表演爵士曲，感慨说“年轻真好”，我便郑重其事地告诉她：你吃过了早餐，总不见得守在桌子边羡恋下一拨食客，你自然得奔着午饭去吧？再说那也一样是自助嘛。
我也承认，除了那些用“一道颈纹代表十岁”“当眼皮下的年轮日渐明晰……”这种俗不可耐的句子开头的美容用品软文，还是有太多的事物会勾唤人心里对光阴流年的感怀：大到楼宇爆破，酒店拆迁，几丈长的竹竿横陈门口，黯淡的店招还在站最后一班岗，下面贴着“告广大食客书”，让你唏嘘地想起当年开张时放掉的十吨炸药；小一点的，比如一坛越喝越少的酒，一只突然绷不上大腿的尼龙袜子，一棵由绿转黄的树。埃·奥·卜劳恩的漫画《父与子》里，父亲按儿子的身高，在树干上敲下一颗钉子，谁料树生得比人快，来年再看，儿子伸脖踮脚，竟都够不到那钉子了。这样的漫画现在或许也能博取不少人的叹惋：多么希望“越长越回去”不是一帘幽梦。

植物有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的地方，植物属于第一自然，它有生命，而且很多植物的荣枯呈现出循环往复、而非靓一把就死的特征。这跟时时苦于韶华不可追、青丝不复回的人就不一样。所以人养花种草，可以调理身心，仿佛自己身居室内，能接上室外之气，与竹梅一同喘气，仰吊兰之鼻息，能够以精神上的超遁克服对自然规律的畏惧。那些爱恋植物的人，也多成为心思缜密之辈，盖因植物生长的过程肉眼不可见，它更新成熟于无形，就像钓鱼，鱼儿在水下作何动作，如何臧否鱼饵，思想斗争，你一概看不见听不着，心里却知道，事情在慢慢地起变化。

文人沈胜衣之品性，从他对植物的耽赏姿态里可见一二。这本《书房花木》聊读数页，就知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可以如何将关于光阴的思量化入花木审美之中，化得清隽婉转，既博且雅。无论谈花谈树，谈水仙、紫薇、玫瑰、玉兰还是别的什么，他都怀抱一个固执的信念，那就是植物本来淡定，无求于人，就像泰戈尔诗里所说的天空无求于大树，“树不会与人计较”，反是人强其为各种譬喻，纳之为自己眼目的食粮，生活里的点缀。沈胜衣在关于玫瑰的一篇小品里引了一个法国农学家的话：“所有的玫瑰都是自然的。它们利用我们，是为了繁殖，就是这么回事。”虽有“利用我们”的字样，照我的理解，其实的真意却在于：玫瑰把人视同万物的一部分，是平等的生物，和帮着授粉的蜜蜂和沾带种籽的鸟兽并无差异。人居高临下，总想着傍一盆花以为自己脱尘的写照，正不知玫瑰不言，心地是何等的单纯。它们从未把人推拒出自己的天地。

在我看来，动物考验人的兼善，植物考验人的慎独。饲养一种宠物，要时刻念想它们的痛馁，时间久了人可望宽彻心胸，但你在自家的猫狗王八面前袒身裸体，随地便溺，则有种回归本原的意涵，另是一番趣味。然而你若坐在一群植物里，可以整日埋头思顾自己，伤春悲秋，但即便独自一人，行为也最好不要放荡。那些袅袅婷婷的花叶枝干倾注的是一种静态的、渗入环境的品格，它们无声地向人提出的要求，就是克己与内省。在沈胜衣的笔下，植物好像天然地带上了书卷气，他栽了花木的书房是高洁之所，除了“阳春三月，正宜读诗！”外，你不会想到要干什么别的。从记录了一百五十多种植物名的《诗经》开始，植物就无法分离于中国传统中最美好的情感——思乡、思国、恋慕佳人、乐山乐水，《诗经》给后世的文人们指出的方向，就是寓情于景物，审含蓄、孤高、清白之美，也就是这本《书房花木》里蕴含的那些品质。
耽赏植物，走向内心深处，“借草木记述个人幽微心事”，这心事最多的情感依然是关于岁月的。这是一个多么传统的路数，但不知为何，人们还是爱看吟风弄月、叹人生短暂的文字，它牵涉着每个人不得不思考、不得不遭遇的哲学命题。象征着“同学一场”的栀子花，过些年想起来，折一些来栽就养不活了，这让沈胜衣喟然长叹：“这是上天的寓示了：告别就是告别，旧日美好不会延续，我能带走的，只是记忆”。朝发暮谢的牵牛花，让他想起已故的散文家鹤西，想着想着：“阳台上的牵牛花渐收，明天的就不是今天的花了……”他其实很少写那些常青的、长寿的植物，相比于树，花更让他频繁心折，心境低回，不诉诸笔端殊为难耐。

而我，一个辨不出十个以上花种的植物盲，暂时还可以不可救药地乐呵一阵子，时而还觉得花木生活过于平淡而偏感伤主义。不过，这不妨碍我同沈胜衣大兄久远的神交：在他清澈的小品文里，我依然能认出曾经的热血男儿的质地，那种本色并没有被丢弃在用完早餐的盘子里，也不会在定了型的安稳日子里归于寂灭。在写向日葵的那一篇里，沈胜衣录入了他当年的诗作《关于向日葵或者梵高或者死亡》，它“写于一九八九年十月，我灵魂飞旋的黑暗深渊时期。而那年夏天在大西北，火车掠过的广阔土地上，常常见到一大片向日葵地，朵朵鲜黄的花儿怒放，阳光下如歌如涛，炫目荡魄。”

我开始学习写作，还在很小年纪。以后写小说，写诗，一九七九年后，用“方晴”这笔名发表了一些。此前写的一百多万字，幸未谬种流传。倒不是通常所谓“悔其少作”。回过头去看那些东西，除自家功底太浅外，与当时别人发表出来的无甚区别，都是胡编乱造。值得留意的是何以如此。而且非独写作为然；即便不写什么，问题照样存在。勿庸讳言，我们都有过这么一个思想背景，应该清算一下。

我曾写文章说：“对于废名一九四九年后的转变，我觉得能够理解，但理解并不等于是认。此种现象当年普遍存在，以废名的《谈新诗》去比后来的《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杜诗讲稿》等，有如以刘大杰最初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与后来几次修订本相比，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与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相比，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与其《西方美学史》相比。其间得失，不待辞费；而废名变化之大，似乎较之各位尤著。就中原因，自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然中国不止一代知识分子曾经自觉地‘改造思想’，以至普遍丧失思考和判断能力，却是我们迟早需要加以认真反思的。”（《也谈〈废名讲诗〉的编选》，二〇〇八年）“思想改造”是我之前一两辈人的事，说得上“洗心革面”；偶有例外，如杨绛《干校六记》所云：“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到了我这一代，只有“思想教育”，而其结果与思想改造正相一致。

我在另一处说：“此种改造究竟自觉与否，真诚与否，其间并无根本区别，无关乎对于改造的性质判断。”（《再关于废名》，二〇〇八年）或已涉及迄今此类话题不能深入的症结所在。之前我也说过：“真诚本身并不具备终极意义，真诚也不应该用以掩饰终极意义。不管真诚地戕害自己，还是真诚地戕害别人，戕害都不该被轻视，甚至被抹杀。真诚后面有果，前面还有因，何以如此真诚，正是值得反思之处。”（《思考起始之处》，二〇〇〇年）更早则说：“世界上更多的坏事可能倒是由人们真诚地当作好事做出来的。唯其如此，他们也才能如此无所顾忌也无所畏惧，才能把坏事做得如此彻底，如此超出人心与人力的极限。”（《真的研究》，一九九七年）

这种认识当然是受西方思想史上怀疑一派的影响。格雷厄姆·格林在《沉静的美国人》中说过：“单纯无知是一种精神失常。”朋霍费尔《狱中书简》所论更为深刻。在他看来，不辨善恶，尤甚于故意为恶；惟其多数人不辨善恶，少数人才得以故意为恶。此即其所谓“愚蠢”。朋霍费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反观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差不多全给这句话说中了。进一步讲，道德缺陷，其实就是一种理智缺陷或智力缺陷。我们当年自觉也好，真诚也好，皆应作如是观。

凡事一弊一利。我早期写作不堪回首，后来也谈不上有甚成绩，但是写过东西，多少知道文学创作是怎么回事，于以后看别人的作品不无帮助。当年写作，受到父亲很大鼓励。他专门为我写过两部书稿，教授小说写法。我曾经提到，父亲的文学理论，其原则与当时的正统观念并无区别；区别在于他很强调写作技巧，这个对我影响最大。我看父亲写的文章，与后来读到的历代诗话、词话一样，都涉及具体创作规律。他传授给我的是一种方法论，其关键在于感受与分析相辅相成。以后我虽然不复创作，却一直在思考相关问题。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不妨借用“文心”来形容作家从事某项文学创作的具体追求。“文心”因时因地而异，因文学流派而异，归根结底是因作家与作品而异；读者不能强求一律，更不应预设前提。作家写一部作品，实际上是给自己提出一种“可能性”；我们只能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实现，也就是说，唯一可以探讨的是“可能性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张爱玲重读自家旧作《连环套》，“看到霓喜去支店探望店伙情人一节，以为行文至此，总有个甚么目的，看完了诧异的对自己说：‘就这样算了？’”（《〈张看〉自序》）她所说“想探测写这一段的时候的脑筋”，亦即体会“文心”。

《庄子·齐物论》提到“成心”，成玄英《庄子疏》云：“夫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我说：“《齐物论》旨在去除成心，即一切绝对的、固定的看法，无论这看法来自自己，或来自别人。”（《阳子之宋》，一九九三年）做不到这一点，作者无“文心”可言，读者也体会不了“文心”。是以我说：“有人读书为了印证自己，凡适合我者即为好，反之则坏；有人读书旨在了解别人，并不固守一己立场，总要试图明白作家干吗如此写法，努力追随他当初的一点思绪。虽然人各有志，私意却以前者为非，而以后者为是。”（《〈罔两编〉序》，二〇〇三年）

从绝对意义上讲，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其间毕竟存在稍为接近与愈加远离“文心”的差别。我希望尽量避免那种与“文心”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的误读。当初花不少工夫学习写作，若论获益，莫过于此。

-----霍布斯《利维坦》

如何去矿存金？一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在有关这一阶段的一切都已消失只剩精神的时候，才明显可见。就像一件东西，外面的肉腐去之后，始见其骨，一个历史阶段留存下来进入另一个阶段的东西，是那个历史阶段的真质-----黑格尔

我们并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我们只是要从非理性中解放出来----约翰·麦克里兰

单纯的“害怕我，服从我”在自由而有美德的人之间没有容身之地，这根本不需要技巧，恐惧是最卑微的理解力也能理解的东西，因此专横与无知是两两相连的，它在懂得自我肯定的人们之间不可能持久--------孟德斯鸠《法的精神》

“Against”是适应的别名，世界怎么样就怎么受，生活怎么来就怎么过的人，不能算是善于调适。理想上，自我应该与世界互相往来，才能造成最大程度的自我肯定-----同上。

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dare to know（敢知）------康德

（《西方政治思想史》 约翰·克里夫兰 海南出版社）

曹宝禄·《五圣朝天》
（单弦牌子曲）

【曲头】
爆竹一声响，家家祭灶王。这本是那年终的旧制，不敢违抗，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数唱】
他供上了糖瓜与糖饼，有关东糖与南糖。他还有那草节与料豆儿，又把清茶斟上。也买来的芝麻秸儿还有松柏枝儿，那元宝千张。有这小双包儿一对，还有一股高香。他叩拜已毕，也赶紧得焚化了钱粮。灶王爷他是一缕轻烟，就直奔了天堂。他来在了南天门上，要细看个端详。也但则见诸神与众圣，都手捧着本章。这就忽听得金钟儿三响，那南天门开放。

【倒推船】
太白金星忙传旨，有本出班将本呈上。若是无本，卷帘朝堂放。

【南城调】
那门神爷跪至在那丹墀以上，他口尊声万岁说臣有本章。说臣本是唐朝的，那两员上将，也只皆因那唐王游地狱，我才把这个门神当。可虽然说我成了这门神，也不给我安葬。可就是这个印刷局，把我成了一个大发行。把我纸相贴在这大门以上，您说我这两只脚也着不着地，我两只手也扶不着墙。那大家主的门神，时不常的能把门包来要。那小家户的门神，那差事可更难当。赶一到了年节，我得替他们搪账。那账主子一推门，为臣我心里发慌。有山东爷们的嘴巴，在我脸蛋儿上常放。还有那山西爷们，这带火儿的烟袋锅子愣往脑袋上揍棒。这醉鬼回家，他抬起脚来就踹，那小孩儿又淘气，他再撕了我的衣裳。赶到夜晚有贼，他前来偷盗，他用刀子这么一拨门，差一差我开了膛。我这大门的门神，我管不着这内庭里的事。要说那单扇门的加官儿，这差事可更难当。赶到了冬天再用他搪风，推出去连夜的受冻。赶一到了夏景天，拿我就当了凉床。用这两条板凳，把为臣我支上。还有那不开眼的臭虫，跑我脊梁沟上去租房。那位大爷要安歇，他往门板上一躺。硌得这为臣，我也不敢嚷嚷。赶睡到了半夜，这位大爷要告便儿。嚯，他拿起来尿尿盆，他放至在了我的胸膛。可巧这新买的尿盆儿，有一个渗眼，那尿水是流了我这为臣的一腮帮。也熏得这为臣，我这膨闷涨饱，为臣我不贪赃，多少也得贪一点赃。赶一到了白天，就往太阳地里一晒，他哪是这晒臭虫，可拿我就当了泯王。这就搬起了为臣，在那台帮上愣撞。他竟顾了撞臭虫，为臣我被了伤。这开水壶一浇，哈哈这个招可真损，他竟顾了烫臭虫，为臣我成了汤羊。我奏请开缺，说这臣不胜任，我望求万岁，您另选一位栋梁。

【怯快书】
那言还未尽就有人答话，在一旁跪到了老龙王。那龙王爷跪在了丹墀上，他口尊万岁说是臣有本章。臣在下方我居了王位，可改换了民国我才受这窝囊。那住家主谁把我龙王供，我只好歇凉就在井台儿上。那倒水的哥们儿发了慈善，他给为臣我盖了间房。这个面宽倒有一尺二，这个进深才有八寸长。这为臣我坐在里边，山门外头露一半，我站起来，哈着腰这个脑壳顶房梁。他们永远不懂得上回供，唉，饿的为臣前腔贴了后腔。这好容易有六百多年掏回井，这才犒了为臣我一股高香。那井台儿的龙王不好受，嚯，那自来水的龙王更难当。有一顶铁帽头上戴，我终日站岗在马路旁。我这两个咂咂儿直流水儿，大家伙儿说你们瞧，那龙王爷得病，他长了奶疮。因此为臣才谋外任，这现而今这个外头的事情更难当。在那旷野荒郊盖个小庙，这个庙的后面就开了茅房。他们时不常的净打架，动不动的这个闹饥荒。白天去看高粱地，他那夜晚去查芦苇塘。老天不降甘露雨，那时为臣我遭了殃。这乡下也有无二鬼，把为臣夹起他就扔在了大路旁。我最怕叫驴这来打滚儿，那野狗抬腿他尿浇脊梁。也晒得为臣干裂纹儿，我这大片不住地掉衣裳。我堪堪剩下了四根棒儿，几乎栽倒大道旁。老天降下了甘露雨，嘿，为臣的乐子可不寻常。有八抬大轿抬起走，他们吹吹打打绕乡庄。那吹鼓手决不该吹打花得胜，愣说是山神爷成家可要娶龙王。仍然拿回了小庙内，这大家起哄要开光。那乡下哥们谁会垛泥匠，乱七八糟把神像装。他们买了些个泥金烂账本，浑身上下给我糊上。也只糊了三天并三夜，大家一瞧拧了簧。说龙王爷为什么脸上贴金三瓣嘴，耳朵倒比脑袋长。错塑神像不要紧，绝不该塑个小鬼儿扛着枪。我不知哪时犯了火，这枪毙的罪过更难当。奏请开缺臣不胜任，望求万岁您另选栋梁。

【靠山调】
土地爷眼泪汪汪，他就双膝下跪，他口尊声玉帝，说臣也有本章。说臣在下方我这官职虽小，管的地方儿很大。为臣我是个地面官，我保佑一方他们募化十方。有小和尚们化缘，给我盖了个小庙，他们就催开了香火，哎呦招了来个善男信女，给我上供烧香。人家摞的香钱，他们全都分了，没有我的份。他们上的供啊全吃了，也不叫我尝。还在我这香炉里头，他们就抓开了炉药。让那病人喝了啊，他们愣说是投黄。说那住家主也把，我这土地来供。我可上不了桌面，我就供桌底下藏。这一年到头阿，我都见不着香火。好容易到了腊月三十，给我三碗小供还有一炷高香。给我新油化的衣裳，有点桐油的味儿大，赶到了后半夜儿，那不开眼的耗子出来，可闻见桐油味儿，竟啃我的脊梁。有那三碗小供啊，什么蜡头阿，它们撒开了往窝里头搬运。那耗子尾巴没留神，碰躺了香根儿，就烫了我的腮帮。这一下把胡子全给烧了，土地奶奶第二天一看，哎，小鬼儿，你们起来观看。啊，你们土地爷这一没胡子，就变成了老光。我也是奏请开缺臣不胜任，我望求万岁另选栋梁。

【梅花调】
哎那兔儿爷我，上了金殿，小脸儿就焦黄。哎我尊了声，我主万岁，臣也有本章。哎我说到是，神仙苦来没有兔儿爷苦，为臣我在下方受尽了凄凉。你们谁见过和尚们化缘，盖过兔儿爷的庙，为臣我出身就在耍货儿的摊上。哎那兔儿爷我，顶盔贯甲冒充武将，身穿着大红袍我没坐过正堂。哎那兔儿爷我，多会儿也卖过油葫芦，兔儿爷我多会儿卖过酸梅汤。一到了中秋的佳节，都给我上供，供上了果子月饼一股高香。哎我最怕小孩儿拿我当玩艺儿，抱出来抱进去心里头发慌。哎我猛听得喀嚓一声，掉在了地上，摔得我脑浆迸裂，不敢嚷嚷。哎那有人说，兔儿爷要摔了不叫扔，搀一点青灰就把火炉子来搪。那个老灶王拿我开心，说个弄块兔肉脯，我说老灶你别拿我开心哪，这是我做官的下场。哎兔儿爷我奏请开缺，臣不胜任，望求万岁皇爷您另选栋梁。

【云苏调】
那兔儿爷谢恩就下了殿，在旁边跪定了老灶王。说臣本是东厨的司命主，有人说我姓李又说我姓张。说为臣最怕那连二灶，我见天见抱着一个罐子就把丧主当。每天是煎炒烹炸，各式各样都在我的眼前放。可是他们净让我瞧着，也不让我尝。说那锅盔木的炉子是个小白脸，他见天见舒舒服服地住在上房。说那铁炉子生来是又黑又胖，他不知那什么时候练得那身子骨强。一个洋炉子生来是个新式的样，哎，你别看他那身量不高他那脖子挺长。有那个橐骆炉子，在红白棚里是三天两宿，多会要不用了，嘡嘡踹我两脚，给我一个大开膛。在那屋里头有那地炉子，白天做饭可晚上烧炕。可是闹得为臣我两头忙。那老头登着火就烤汗脚，还有那老婆烤火他们就不在行。那小孩儿的尿垫子放在了肩膀上，一烤出那种气味真是熏得慌。还要那吊炉烧饼的炉子也就活受罪，见天见不打不骂拿着铲子就喀哧我的上膛。我唱到此处是五圣朝天的一小段，我是赶紧下去咱们是另换一场。

（看不到播放器的请至http://thisisdongdongqiang.com/archives/1937来听即可。）

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序言

陈志武

如何理解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福山教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引发过一场大讨论，那场讨论至今在中国还在继续。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按照福山教授的说法，人类社会在制度体系上的演进，最终以“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而结束，自由市场解决物质需要问题，自由、平等、民主不仅能保障市场经济，而且能解决人的非物质需求问题，所以，虽然社会与个人的生活还会继续颠簸，高潮性的喜剧和悲剧仍将重叠发生，但人类漫长的“大制度”追寻历程到此为止了，至少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架构是如此，不会也不需要推出其他安排了，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搭配。

福山理论的对错，可以留给每个人自己去思考、评判。但是，对中国的许多学者和业余知识者来说，可能首先无法接受的是福山将所有社会——不管人种、政治文化背景——都放在一起谈，好像没有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的区分似的！在很多人看来，尽管被我们的社会定位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但似乎中国历来就不同，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任何不针对“中国特色”加以区分的理论，当即就该被贴上“盲目照搬”的标签。

在别国行得通的，真的拿到中国就不灵；在中国行得通的，到别国就水土不服；真的如此吗？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经历是支持还是颠覆了福山的思维框架；是证明还是证伪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漫长的历程真的游离在世界历程之外，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不能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吗？

一

事实上，除了一些相对短暂的时期外，中国从来就是人类进程的一部分。以远古看，中华文化创立于2500年前的先秦，在那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8年）、墨子（前468年～前376年）、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等大师百出。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奠基时期几乎是同时，代表人物包括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图（前428年～前348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等等。

佛教文化体系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年的印度。而印度文化的核心——种姓制度也是在 2500至3000年前发展起来。

为什么今天我们熟悉的主要文化体系差不多都是在那一时期发展起来？难道是完全无相互关系的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种必然联系是否就是人类社会从游牧走向农业，在固定地方耕种粮食、在室内圈养肉食动物呢？

文化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宗教，中国与其他国家也相当同步。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汉朝，并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给中国人带来后生世界的秩序。基督教在同一时期出现，并渗透到欧洲社会。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比以往说的要早，另一方面外来的文化也能在中国社会扎根，毕竟人性是一样的。

伊斯兰是世界另一大宗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表面看，基督教进入欧洲、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晚6个世纪，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时期，或者说在中世纪商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社会变迁慢、发展速度低。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2000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照此来理解，佛教进入中国、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出现，虽然客观上时间相差几百年，可是从人类进程速度来理解的话，大体上算是同一时期。

15世纪初期，明朝大举航海，不久之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加入，积极推动海上冒险，以至于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所以，在航海事业上，中国不仅没有偏离世界潮流，还引领人类的这些尝试，只是到后来在航海事业上退缩了。

在商业发展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就更加紧密了。我们知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商业革命的标志性时间点，之后几世纪商业革命进展迅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亦即自1500年至1800年左右，中国也在经历一次商业革命，那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商业最鼎盛时期，或者说是此轮经济崛起之前的最鼎盛时期。

为什么中国过去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与世界其他国家那么同步呢？难道每次都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不是说明在大的事情上中国并没有与众不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并非我们说的那么特殊吗？

二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更加同步。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是加入工业革命的时间。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后来蔓延到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德国、意大利等西欧以及东欧国家是19世纪中期才开始追英赶美，拉美、亚洲、非洲国家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时期模仿英美工业技术。1860年代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其核心就是要引进西方技术，在时间上当然比英美晚，但与世界多数其他国家同步。比如，电报在1837至1844年间快速发明成功，1860年代在各国普及有线电报，兴建跨国电报网，1871年电报进入中国。世界第一条火车路于1825年建于英国，50年后在中国的上海也有了第一条铁路。汽车在西方出现后不久，于1901年就进入中国。电话于1876年在美国发明，投入使用后，也很快进入中国。

以往我们责怪清政府、指责中国没有发明出各类技术，这些本身当然都有道理，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大国，但是，从跟随世界潮流的角度看，中国并不落后，与其他国家雷同。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交易等等现代公司制度、现代金融于1860年代进入中国，这些企业制度、金融技术比西欧国家晚400年左右，所以，比它们落后，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同时。中国自己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上市交易，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跟其他国家比落后多少呢？瑞士股市成立于1850年，西班牙1860年,匈牙利1864年,土耳其1866年，澳大利亚1871年,捷克1871年,阿根廷1872年,新西兰1872年，加拿大1874年,巴西1877年,印度1877年,挪威1881年，南非1887年,埃及1890年，智利1892年，希腊1892年，墨西哥1894年，新加坡1911年。这当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三是政府办企业以及国有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国家资源为主，经历了“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纯粹“官办”，这一做法跟同时期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没有太大差别，都想靠国家的财力追赶英美工业技术。

1918年苏联开启国有化运动，将工业、商业全面收为国有，将土地收为公有。193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快速增长。与此相对比，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西方私有经济国家19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苏联国有经济的高增长，跟西方私有经济的大危机，反差如此之大，使世界各国普遍学着国有化、也由政府办企业。中国先是在30年代小范围内做国有化，到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国有化。东欧国家在二战之后国有化。亚非拉许多国家都跟踪模仿。连当年的私有制西欧国家也在一些行业进行国有化，英国在30年代以及之后陆续将煤电、广播、铁路、钢铁、油气、公交等行业国有化；法国从1938年开始，将主要银行、金融、油气、汽车制造企业国有化。所以，中国的国有化以及相关政府权力扩张，并非中国的孤立行动，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国有化运动与世界同步，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也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因为5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局面每况愈下，“文革”期间将经济进一步推到低谷，以至于到“文革”结束之后，计划经济不结束不再可行了，所以，就有了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他国家虽然没有中国“文革”那样极端的经历，但是，国有企业、政府管制经济也给它们带来严重财政危机，于是，80年代初开始，从英国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全球范围都被迫进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跟其他国家在远古时期基本同步，在近代同步，中国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跟世界其他人一样，都有相同的人性，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自由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就福山教授的结论进行商榷，但是不应该以“中国特色”，要求将中国放在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测之外。

三

从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间，中国人均GDP翻了两倍多，中国历史上当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奇迹。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才翻了一倍，但从1880到1978年间，却翻了三倍多；在那一百年间中国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说，工业革命带给中国的发展机会被留给了1978年以后。这样，我们就更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间快速发展的主因了。

首先，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 “改革开放”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相对政府资源垄断、相对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

简单地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和时间序列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是由于“大政府主义”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而且，在那之后，经济自由恢复得越多，经济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没有偏离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适合其他国家的制度也照样适合于中国，人性是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也没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

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

四

这本书收集了笔者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专访，内容涉及不少话题，但基本都围绕中国。即使谈到世界、谈到其他国家，最终也是为了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只是用中国的过去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那只会得出片面、甚至错位的结论。只有参照同期或者早期其他国家的经历，我们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国、预测我们的未来。

该文的压缩版刊登于2月1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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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把《赎罪》这本小说看完了。因为早就把电影忘得一干二净，小说看完了，才明白这是一本关于小说的小说。

什么意思呢？时髦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像“元小说”一样的东西。反正我们看到380页左右的时候，一直都以为这个东西是伊恩·麦克尤恩这个现实中的作家写的，可是短短二十多页的最后一个章节出现了，我们才明白过来，哦，前面那些东西其实是老年的布里奥妮写了一生的忏悔录。伊恩·麦克尤恩只是搬用了。

一句话，《赎罪》是一本伊恩·麦克尤恩假托布里奥妮写的一本关于布里奥妮童年犯下的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的忏悔小说。

这种文体一点都不新鲜，后现代小说家最爱用了，批评家也最爱。如果我是批评家，至少我可以做些事情，以显得我有东西可以分析，比如：

既然一开始就以为是全知全能、客观中立的叙事者，由伊恩·麦克尤恩出让给了布里奥妮，一个实实在在的当事者，一个主一心要面对和重现自己一生最重大错误的主观叙述者，那么，看完小说后，读者还能相信这个故事吗？

这个时候我们仿佛看得见伊恩这小子狡猾的笑容，因为他是刻意设了陷阱让我们自己往里头钻的。从小说第一页开始翻起，出于长期被培养的、自觉的阅读习惯，我们接受了他是小说作者，也就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的这个角色，而且此人还步步为营，竟然展开了亨利·詹姆斯式的多重视角叙事。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陷阱，它加强了我们先入为主的阅读设定。

小说第二章节说的是罗比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经历。这是第一章节里多重视角叙事的延伸。第三章节说的是布里奥妮，用她的视角交待了一个并不完美、但也值得安慰的赎罪。

最后，我们发现自己被欺骗了。《1999，伦敦》这个章节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兀的“我”，通过“我”（布里奥妮）的内心自白，读者醒悟过来，发现原来自己前面阅读的都是布里奥妮写的一本小说。这篇小说在布里奥妮18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写了（从第三章里得知），一生里历经多次修改，最后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布里奥妮用这部小说实现她的忏悔和赎罪。

但她的叙事一定不是客观的，这不仅因为她写作这本小说的主观动机，还因为一些无法实现的客观条件。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布里奥妮在犯错之后，根本没有机会和罗比、塞西莉亚交流，去复现1935年那个夏日里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一天。事实上，罗比被捕之后，他和塞西莉亚从此就消失于布里奥妮的世界，因此第一章里的多重视角仍然是布里奥妮的想象。至于罗比在敦克尔克大撤退的经历，更完全是布里奥妮的虚构。第三章也许是真实的，因为视角就是布里奥妮本人，问题是，布里奥妮最后的内心自白告诉我们，那也不可信，因为她为了赎罪，虚构了罗比和塞西莉亚与她的见面，这在现实中从未发生，她只是要通过小说的力量，让罗比和塞西莉亚永远在一起，以此完成自己的赎罪。

由此涉及的是一个关于故事“真实性”的问题。有人会问，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故事也是人编的，用得着计较真实性吗？这个问题对于《赎罪》来说，是有必要的。小说的“真实性”是封闭的，它只要营造一个自足的世界就够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自圆其说，正是依据这种逻辑，我们才可能相信爱丽丝会漫游奇境，堂吉诃德真的和风车作了战斗，而不至于大声斥责这一切都是假的，没有任何意义存在。但对于《赎罪》这样的小说而言，它拆解了这个封闭的系统。伊恩·麦克尤恩将他的“可靠”叙事权交到了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手中，如果说《赎罪》是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在前面380页看到的就是这个“故事”里的“故事”，而且因为说故事的人的问题，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被摧毁了。你以为你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吧？伊恩·麦克尤恩在这二十多万字的背后冷冷地笑着。就像在《只爱陌生人》里他不会仅止于写本S/M小说，在《赎罪》里他也不会乐于只扮演一位通俗言情剧的编造者——他可是位纯文学作者，一位严肃的小说家呢！

这是小说技法的问题。虽然我并不喜欢这种小说技法的玩弄，但对于《赎罪》而言，这个技法用得倒是不至于离谱。为什么这样说？回到布里奥妮这个角色，她犯下一生之大错的原因，在于她服从了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因一种与生俱来的写作冲动（太热衷于用墨迹去填补白纸的空白），模糊了幻想和现实的界限。《赎罪》本质上是一个“圈圈套圈圈”的东西，布里奥妮的想象铸就了她的大错，她再用这种想象的天赋去构造她赎罪的可能，伊恩·麦克尤恩又构造了布里奥妮这个角色和她的想象来完成《赎罪》的写作。这部作品最有价值的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赎罪”，而是一种写作意义上的“赎罪”——小说为其用想象力创造的世界承担代价并获得救赎。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小说里这样一段话便会来得容易些：

“怎么样才能获得赎罪呢？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实体或更高的形式是她能吁求的，是可以和解的，或者是会宽恕她的。在她身外，什么也不存在。在她的想象中，她已经划定了界限，规定了条件。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这永远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在小说中，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绝不是怯弱或逃避，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是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罗比和塞西莉娅依然活着，依然相爱——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被印在《赎罪》中文译本的封底，大部分读者会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评判：布里奥妮犯下的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但我们也可以将这段话视为小说家的夫子自道。精神分析学者常说，艺术是艺术家与自身达成某种和解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小说其实也是一种小说家与他所在的现实世界达成和解的另一种方式——“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这就是小说本质意义上的尊严。《赎罪》要赎的，就是这种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