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李浔阳博客
看韩寒批评巴金等人的争论，不由想起李浔阳这篇文章来。同样是对大师提出批评，但是韩寒要是有老李这般见识和才华（这和名气无关），人们也不至于这么不服。一个人能否引起争议算不得什么，关键是你有没有说到点子上。曾国藩说过一席话：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讥评古人，而等差其高下。...譬如文理不能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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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有个老师讲过一则轶事: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柏杨夫妇也在，那时候两岸交流很少，互相看到很感兴趣，谈话却只是打哈哈。柏杨很夸张地介绍张香华，这是我太太，我所有创作激情都是她赐与的。
那个老师是有名的有花心没贼胆的教授，他讲这个轶事多少有点艳羡的意思。今天看到消息，说柏杨去世了，他的书影响了80年代很多人，不由得想到读书时听到的故事。柏杨说他的创作来自张香华，只是一个老男人自得或调侃的话，当不得真，同样，柏杨的书虽然风行一时，他的话也多半是中国式佯狂，不能全当真。
柏杨在大陆的影响，主要在于《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一盘散沙的话，给多少志在反思的青年以鼓舞，后来他的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影响就小了很多。柏杨的思路，直接上承的是近代以至五四文人思维，过得不好怨祖宗，经济、政治和科学都不会，专从文化上找毛病，而他讲道理的方式，皆是浅表的类比推理，听起来很过瘾，实际只是说些疥癣之疾，搔着了痒处却没有点到要害。
中国人循规蹈矩惯了，偶尔有一两个特立独行的人，便非常地引人注目。东方朔式的插科打诨，魏晋风度许多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乃至王朔的装疯卖傻，都很流行过一阵，实际是专制下的一种佯狂，他们引起的笑声消解了专制的权威，在反讽中获得了心灵的变态舒展，应该说起到了很可宝贵的作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直津津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思想胜利，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以《丑陋的中国人》为例，柏杨讲中国的问题乃在于文化上有一种过滤性的遗传病毒，造成了今天的不能发展。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他不能解释的是，欧洲、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并不比中国强，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功地近代化？他们的文化里就没有问题吗？实际上，柏杨批评的问题，在日本、欧洲甚至柏杨推崇的美国，未始不曾存在过，而中国人的性行也未始即是他批评的那样不堪。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未能成功实行近代化的改革，外战连连败北，接二连三地赔款割地，关税被外国人把持，经济基础完全崩溃，从而造成固有文化的堕落变形，才是中国问题的根源。而中国未能实行近代化转型，不仅在于文化上的守旧，更在于政权结构上的民族对立，凡此种种，皆不是改良文化即可改变的。柏杨式的批评，不过是文人盲人摸象的结论，他批评中国文化，应用的正是传统文人文治天下的老脑筋，实在夸大了文化所能起的作用。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等诸种因素的综合，才会造就它的现状，文化只是其中微末的一端而已，以为文化着手即能纲举目张，只是文人的臆想罢了。
中国文化悠久，很容易形成文化力至上的错觉，从而忽略技术和专门学科的演进。比如，柏杨批评的交通秩序混乱问题，重点是交通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与文化当然也有关系，但从文化着手批评，好像一个房子被风刮倒了，主要是结构不合理和造的不结实，柏杨老先生却说：都怪你喜欢凉快，偏偏朝着风口盖房子，实在是舍本逐末还自以为得计。再比如中国人说话曲曲折折，讲半天你不知道他真实意思，生意真没法谈，这当然有文化上的关系，但也因为中国传统经济并不如现代社会商业那么发达，需要明白、直截地交易规则降低交易成本。等经济上来了，新的规则未必不能养成，难道一定要换个脑袋才行？
柏杨说的多数问题，基本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用专门的技术解决就行了。柏老先生的店里，却只有一味文化的药，什么毛病都拿它来治，完全听他老人家的，轻则延误了病情，重了是要死人的。好像欧洲曾经的放血疗法，有时也有点效，多数是让人死得更快的。
中国文化究竟需要做怎样的检讨，在今天仍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非古成为潮流，其极端则是变态地复古，两者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文化上没有父亲的结果。